王葆团身上带有深刻的印记，其骨子里是的，他的发迹靠的是，他在淄河流域的崛起，与杨九五、杜华梓、秦启荣这三个著名的铁杆人物有关。

  杨九五与王葆团的关系上期已经介绍，本期着重介绍杜华梓、秦启荣主导下王葆团的所作所为。

  杜华梓，字桐阶，化名“花子”，青州市云峡河乡涝洼村人。1900年出生，1924年在省立十中毕业后在东关高小任教员，同年5月加入，8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转为中国党员，担任青州支部第一任书记。1926年10月，益都县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任组织部长，1927年4月，青州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任组织部长。在此期间，杜还兼任益都县党部执行委员，出席过在广东召开的全国农民代表大会，返鲁后被派为党务视察员，特派员，负责视导益都等六县。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杜华梓于1928年1月在上海《民国日报》两次发表相关声明叛变，嗣后历任益都等六县指导员、招远县长、昌乐县教育科长、潍县教育科长兼第八专署教育科长等职。在此期间，他热情参加了屠杀员破坏革命组织的活动，从此走上了彻底的不归路。1948年8月济南解放后，杜华梓被捕，1951年伏法。

  抗战初期，日军主要精力在正面战场，难以顾及后方，这为敌后抗日武装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淄河流域，因为外敌入侵，盗匪四起，为抵御外侮、防匪保家，民间的无明道、天门道、顺天道、青山道、玄门道、堂天道、罡风道、善道会、中央戊己会、天明会、黄沙会、红枪会、大刀会、黄旗会等各种会道门组织纷纷兴起。此时，虽已着手在淄河流域恢复发展地方组织，但领导成员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社会基础薄弱，没有武装基础，更缺少组织武装和作战的经验，除了徂徕山起义、黑铁山起义等形成的抗日武装，淄河流域还没有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属于独立领导的、成建制的人民军队。方面，虽然政府驻军南撤，基层政权名存实亡，但地方实力派还在，他们加持的“正统”地位，蒙蔽想杀敌报国的普通百姓，利用自己的武装基础、社会基础和民团、县警备队逃跑溃散后的残余，组成地方武装。一时间，淄河流域的抗日游击队，鱼龙混杂，山头林立，司令多如牛毛，各自为政，互不服气，内斗火并，时有发生，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就规模而言，大小不一，多者千余，少者四五百，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有王葆团、翟超、翟汝鉴、杨锡九、吴鼎章、唐耘三、杨敬坤、田正中、李斯亮、周宗鼎、李恒顺、张月良等，其中以王保团的实力最为雄厚。

  1938年1月6日，益都县长杨九五效法韩复榘弃城南逃。1938年1月8日，日军侵占益都县城。1938年2月，沈鸿烈继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委任杜华梓为益都县长兼保安三旅副旅长，受顽固派秦启荣指挥（详见王增乾著，党史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的《山东革命文化人物简介》）。沈鸿烈任命杜华梓担任益都县长时，考虑到此人教员出身，不谙军事，便同时任命了在淄河流域已渐成气候的原益都四区区长、民团区队长、民团团长王葆团为保安三旅旅长（详见“潍坊市档案馆”官网“潍坊名人”栏目“杜华梓”；“”词条“杜华梓”，参考文献：邢其典、张景孔、顾建华、侯希平，青州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2月出版的《青州市志（人物）》第1049页）。王葆团到任后，与益都县长杜华梓狼狈为、沆瀣一气，以县警备队和县民团逃跑溃散后的残余为基础，打着抗日的旗号，夹持“正统”地位，致力于拉拢私人势力，扩充实力，抢占地盘，排挤其它抗日武装，使保安三旅人数很快恢复到1000余人，成为淄河流域各路抗日游击队中的“龙头老大”。

  由于各抗日游击队之间各自为政，缺少行动协调，军令不统一，地方上往往要同时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军粮军费筹措，百姓不堪其负，这时的淄河流域亟需成立一个抗日行动协调机构。樊光湘主编，党史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的《云门抗日烽火》第33页记载，“1938年3月，为了贯彻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一个五军司令廖容标、政委姚仲明亲赴太河镇，与委任秦启荣指挥的吴鼎章、翟汝鉴、王葆团、刘兴堂（作者觉得，此处应是李兴唐，即原博山县保安大队大队长）、周宗鼎等八个游击队谈判与协商，最后成立了‘淄河流域抗日联军办事处’。冯毅之任办事处主任（办公地点就设在长秋村的观音庙），每个部队派一名代表驻办事处，统一作战行动和筹措军费供给等事宜。”办事处成立后，为配合台儿庄战役，组织了一次对胶济铁路和张博铁路的大破袭，一夜间，扒铁路、炸桥梁，使敌人铁路交通瘫痪，联军还曾一度攻占城区。这些行动有力地支援了台儿庄战役。

  “淄河流域抗日联军办事处”成立前后，王葆团已经占据了庙子、朱崖、上庄、文登、杨集、五里及淄河两岸众多的战略要地，司令部就安在长秋的冯家祖屋（详见微信公众号“金箍棒堂主”2024年3月16日发布的冯建堂的文章《民间传说的“益博大战”》），而他正在“坐山观虎斗”，准备在李思亮（翟汝鉴部的副司令，驻博山太河）攻打同古李子龙（同古庄主，隶属益都）的“鹬蚌相争”（因为李思亮向李子龙摊派军粮5000斤小米，李子龙拒不接受）中，助力李子龙，再从中渔利。可惜，这事因长秋冯氏家族抗战先贤冯广绥与朱崖镇“诚济堂”中药店主田老先生，骑着毛驴，来回穿梭，晓以利害，游说劝和，最终才没有打起来（双方各让一步，李子龙同意出3000斤小米做军粮），王葆团的如意算盘也落了空。从这件事上也能够准确的看出王葆团为人的阴险与狡诈。

  联合抗日期间，王葆团部占据着淄河流域的重镇朱崖，这里地处鲁中通往胶东、渤海（清河）地区的交通要道上。开始，我方人员在提前通知的前提下，从朱崖一带通过，王葆团正常情况下不会干预，但那时我们的队伍警惕性很高，很少走朱崖王葆团的防区，而是选择走淄河西边的山间小道，经佛村、井筒、蓼坞南下（详见微信公众号“白马茶馆”2023年12月11日发布的《开国中将杨国夫警卫员王京建回忆马耀南司令员牺牲》，原文标题《我给杨国夫司令员当警卫员》，王京建口述，步兵军士执笔，2014年8月第四稿），虽然从那里走，山路崎岖难行，甚至要多走不少弯路，但王葆团在那儿的防范相对较松。因此，那一段时间，我军与王葆团部基本没发生大的正面冲突，但这并不代表王葆团已经改邪归正。事实上，这期间王葆团做过的小动作还是很多的。

  微信公众号“淄川党史史志”2016年12月12日发布的《红色堡垒村——东下册村》曾记述过这么一件事：“闫康侯从外地回到家乡后，冯毅之在东下册发展闫康侯重新入党。博山工委书记乔同恩多次到东下册村与闫康侯商议组建抗日队伍问题。在上级党的指示下，闫康侯、闫鹤亭、张秀成等人动员本村翟所远等人，带头拿出家里的，组成了20多人的抗日救国自卫团，活动在太河、余粮、郑家庄一带。有一次自卫团在余粮村万神堂驻防时，被王葆团的军队包围，强行把枪收缴，队伍解散了。闫康侯与东下册小学教师郭绍周、乔同恩参加了四支队。”张敬焘回忆录中也曾谈到过这件事。这件事大约发生在1938年3月底或4月初，事件发生后，闫康侯、郭绍周、乔同恩先去了响水湾找到第六军总队部，接着又马不停蹄从响水湾到了马棚，参加了四支队。须知，闫康侯是的人，他的队伍明摆着是的武装。王葆团明知是我党领导的游击队，还如此粗暴地对待他们，足见其的立场没有丝毫改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青州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12月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王子政的《记李志韶烈士》曾回忆说，“一九三九年正月初五，志韶去益都城东的建德、西河、大官芒、陈家庄一带，与陈庆贵、赵琨一起组织这一地区的抗日工作。清明节前，又与陈庆贵一起去鲁南山东省委举办的‘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夏天，日寇疯狂地‘扫荡’沂蒙山区。上级决定非战斗人员疏散隐蔽活动。他二人即回到益都与益南工委书记陈锡德、宣传委员陈叔俊取得联系，开展工作。时间过了不久，他们又回鲁南找部队。路经龙山峪(汉奸王葆团的防区)，被王葆团及其弟王荣玺(四师同学)抓捕，秘密杀害。”

  从这些事上能够准确的看出，王葆团的反动本质是铁定的，的立场也是一贯的。因为这样的原因，加上王葆团的顶头上司秦启荣，多次调集兵力，制造摩擦，国共之间的统战关系日益恶化，淄河流域抗日联军办事处很快便名存实亡了。

  秦启荣，字向村，1903年出生于山东省邹县城关镇北关，先后毕业于山东工业学校和黄埔军校第六期，深受蒋介石宠信。秦启荣于1929年被蒋介石派回山东，先后任国民政府山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书记长，国民军训练处副主任，是在山东的特务头子，复兴社、三青团特务组织的总负责人。“七七事变”后，秦启荣出任冀鲁边区游击司令，旋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第五纵队司令，旗下的顽固派武装遍布山东各地，最盛时麾下有50多个“梯队”（详见笔者的微信公众号“博川天地”2024年11月11-14日发布的“摩擦专家秦启荣”），20多万人马。他是除沈鸿烈之外山东最大的顽固派。1938年春开始，在当局的指使下，秦启荣部不断向坚持抗战的抗日军民进攻，制造磨擦事件，仅1938年一年，就在山东搞了大大小小的摩擦90多次，1939年制造的摩擦更多，规模更大，他一手制造了“莱芜事件”“太河惨案”“雪野事件”“淄河事件”等，被主席两次点名，痛斥为“摩擦专家”“无法无天”。“太河惨案”发生前后，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部进入鲁南，随即派出大批军事干部分赴各地，点编地方部队，给予番号。1940年1月，秦启荣部被整编为第三纵队，收归鲁苏战区节制。此后，秦启荣部开始分化，实力日减。1943年7月，省政府撤离山东，迁往安徽阜阳，秦启荣出任鲁南办事处主任。同年8月7日，秦启荣在安丘之战中被八路军击毙。

  王葆团从担任保安三旅旅长开始就傍上了秦启荣，时间为1938年2月。1938年5月，沈鸿烈为与石友三争夺鲁中，将秦启荣活动的地区邹县、滕县、曲阜、泗水、淄川、博山、益都、临沂、泰安、新泰、莱芜等11县划为山东省第十二区行政专区，以秦启荣为特派员（后为专员）和保安司令，统辖该地区的党政军务。1938年6月7日，秦启荣在莱芜县城宣誓就职。当时，辖区各县的县长有战前原任的，也有新委派的。台湾1994年3月20日出版的《山东文献》第19卷第4期《秦启荣先生的生平记述》中，罗列了辖区11个县的县长名字，其中提到益都县王葆团。笔者推测，这应该是当时出席秦启荣就职仪式的各县代表（被回忆者误认为王葆团是当时的益都县县长。实际上，王葆团只是代表县长杜华梓出席，他当时的职务是沈鸿烈此前任命的保安三旅旅长）。这篇文章还说，因为当时各县均有秦启荣部的游击部队支援，所以县政推行尚称顺利云云。由此可知，王葆团早在此前就已经与秦启荣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成为秦启荣的追随者。

  秦启荣莱芜就职仪式以后，对辖区的游击部队进行了整编，此前沈鸿烈任命的王葆团部的番号“山东保安三旅”换成了“山东保安六旅”。由于王葆团部“保安六旅”隶属秦启荣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第五纵队”，我党政军地对其“顽军”的定位也是在他获得秦启荣部“保安六旅”番号以后，故而我党政军地提到王葆团时，总是把“王葆团”“保安六旅”与“秦启荣”“顽固派”联系在一起。例如，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出版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回忆史料（中）》所载黎玉“抗战两年的山东纵队”中，就称王葆团为“秦之第六旅旅长”，称杨锡九为“秦之保安第一旅旅长”，称翟超为“秦之第十旅旅长”，而那些仍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第五纵队”梯队番号的，一般只说梯队番号，而很少再带上“秦启荣的”几个字，因为不说大家也都知道。

  1939年3月30日，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发生。4月上旬，八路军山东纵队首长张经武、黎玉、王建安亲自指挥，调集第三支队、第四支队和第一支队(原第八支队)广大指战员协同作战，向驻在太河地区的顽固派王尚志部发起进攻，一举收复了太河镇、峨庄等广大地区，救出了被囚禁的部分人员，给反人民的顽固派以沉重打击。“太河惨案”发生的原因，有的人归结于第三支队与王尚志部的恩怨，有的人归罪于鲍辉此前不听吕乙亭的劝告，面对突发的情况不准我部还击，没有及时组织突围，反而坐以待毙呼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作者觉得，这些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第三支队领导层对顽固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对当时的国共关系把握不准，由此导致对顽固派的警惕性不高，对淄河流域的联合抗战，对顽固派抱有幻想，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作为淄河流域顽固派秦启荣部的主力，王葆团在“太河惨案”中的表现让人不解，因为他不仅没有落井下石、趁火打劫，还在我军反击王尚志时提供了4万斤粮食。杨茂常编著，党史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的《太河惨案》在“坚持自卫讨伐顽军”部分这样记述，第三支队确认“太河惨案”发生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会议，“会议商定，两天内全团进行政治动员，侦察南下路情，就地筹粮，将棉衣抽出棉絮改为夹衣，4日黄昏过铁路南下。同时，将此行动电告山东纵队。”“待到4日下午，检查部队准备情况时，战士们情绪万分激昂，报仇心切，只是粮食在新区筹措十分困难，但粮食不足，饿着肚子也要出发。就这样，按原计划立即行动。乘夜色，他们从淄河店车站东，穿越日伪铁路封锁线南下。此时，杨国夫因过度悲愤，病情加重，只好用担架抬着走。5日拂晓，进驻王孔、冷庄一带。这时，接到山东纵队电示：4日下午，第四支队冯毅之营在马鹿村附近遇敌打响，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中，山区粮食困难，需早做准备。”“杨国夫、霍士廉经过相互商量，认为战士们求战心切，愿意饿着肚子报仇歼敌，但作为领导来说，应想法及早解决粮食问题。可眼下又有什么办法？正在焦虑之际，从房东口中得知，此地为益都县保安团王葆团部的辖区，王的司令部在东南十多华里的王庄。杨国夫对霍士廉说：‘王葆团素日与我三支队关系尚好，何不向他借粮以应急需？即便不成，也可借此疏通一下，使其保持中立，以解决咱的后顾之忧。’霍士廉表示同意，立即派崔醒农持信前往面谈。”“6日，正值清明佳节，崔醒农带着一个骑兵班，飞速驰往王家集。王葆团大骂王尚志大逆不道，制造了太河事件，表示：大军过境，一时粮食困难，焉能不慷慨相助？当即布置各村向冷庄送粮。黄昏前，我军共收到粮食四万多斤。部队背足口粮，继续奔赴山区。”

  第三支队某些领导据此认为，“此时的王葆团还没那么反动，仍视我军为抗日友军”。这说明第三支队某些领导直到“太河惨案”已发生，也还没有认清王葆团顽固派的真面目。

  仅仅看王葆团在“太河惨案”的表现，的确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误会：王葆团对王尚志袭击我军并不知情；王葆团对王尚志的反动行为义愤填膺；王葆团尚存民族大义，支持我军向王尚志部讨还血债。笔者觉得，王葆团并没有第三支队某些领导想象的那么好：“太河惨案”就发生在王葆团眼皮子底下，王葆团能不知道、不知情？他不过是故作姿态、推聋装瞎而已；王葆团的义愤填膺只是装给第三支队的人看的，并非发自内心；王葆团为我军筹措粮食讨伐王尚志部，并非出于民族大义，而是迫于当时的军事（我大军压境）、社会（民怨沸腾）压力，更多地是一种政治考量。王葆团可能认为王尚志早已逃之夭夭，我军的讨伐有限度，即使给我们备足粮食，也不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故而才顺水推舟“装个好人”，这说明王葆团与其他顽固派相比，更加老谋深算、阴险狡诈。

  笔者有一种推测，此前从未见媒体有此说法，这里愿意与各位读者分享：“太河惨案”的作战方案是秦启荣精心策划的“口袋阵”，王尚志是主攻手，负责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包围袭击我军，王葆团是负责在北面“扎口袋口”的。换句话说，如果被困于淄河河谷的我军向北突围，预返回铁路以北，就由王葆团部负责彻底歼灭，一个不许漏网；如果我军从铁路以北过来增援，王葆团部则负责阻击我部援军。显然，这才是万无一失的战斗方案。然而，战斗的过程完全出乎了秦启荣、王尚志、王葆团的意料。战斗刚开始，负责护送的营长吕乙亭与通信员刘书厢就牺牲了，特务团团长潘建军情况不明，没有能够及时组织突围，政治部主任鲍辉不仅没有组织突围，还喊话被围的负责护送的“不要还击！”这样，秦启荣精心策划的“口袋阵”战术意图就完全实现了，根本就没有给王葆团留下发挥作用的余地。仅此而已！这样的推测，不仅全部符合王葆团此前的表现与政治立场，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他之后在“淄河事件”中的表现，他在“淄河事件”中的表现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不会让人觉得没办法理解——前后不过几个月，王葆团的态度为何会来个180°的大拐弯？（

  作者简介：秦克铸（1960——），男，汉族，博山区石马镇南沙井村人。退休教师。

  王葆团身上带有深刻的印记，其骨子里是的，他的发迹靠的是，他在淄河流域的崛起，与杨九五、杜华梓、秦启荣这三个著名的铁杆人物有关。

  杨九五与王葆团的关系上期已经介绍，本期着重介绍杜华梓、秦启荣主导下王葆团的所作所为。

  杜华梓，字桐阶，化名“花子”，青州市云峡河乡涝洼村人。1900年出生，1924年在省立十中毕业后在东关高小任教员，同年5月加入，8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转为中国党员，担任青州支部第一任书记。1926年10月，益都县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任组织部长，1927年4月，青州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任组织部长。在此期间，杜还兼任益都县党部执行委员，出席过在广东召开的全国农民代表大会，返鲁后被派为党务视察员，特派员，负责视导益都等六县。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杜华梓于1928年1月在上海《民国日报》两次发表相关声明叛变，嗣后历任益都等六县指导员、招远县长、昌乐县教育科长、潍县教育科长兼第八专署教育科长等职。在此期间，他热情参加了屠杀员破坏革命组织的活动，从此走上了彻底的不归路。1948年8月济南解放后，杜华梓被捕，1951年伏法。

  抗战初期，日军主要精力在正面战场，难以顾及后方，这为敌后抗日武装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淄河流域，因为外敌入侵，盗匪四起，为抵御外侮、防匪保家，民间的无明道、天门道、顺天道、青山道、玄门道、堂天道、罡风道、善道会、中央戊己会、天明会、黄沙会、红枪会、大刀会、黄旗会等各种会道门组织纷纷兴起。此时，虽已着手在淄河流域恢复发展地方组织，但领导成员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社会基础薄弱，没有武装基础，更缺少组织武装和作战的经验，除了徂徕山起义、黑铁山起义等形成的抗日武装，淄河流域还没有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属于独立领导的、成建制的人民军队。方面，虽然政府驻军南撤，基层政权名存实亡，但地方实力派还在，他们加持的“正统”地位，蒙蔽想杀敌报国的普通百姓，利用自己的武装基础、社会基础和民团、县警备队逃跑溃散后的残余，组成地方武装。一时间，淄河流域的抗日游击队，鱼龙混杂，山头林立，司令多如牛毛，各自为政，互不服气，内斗火并，时有发生，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就规模而言，大小不一，多者千余，少者四五百，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有王葆团、翟超、翟汝鉴、杨锡九、吴鼎章、唐耘三、杨敬坤、田正中、李斯亮、周宗鼎、李恒顺、张月良等，其中以王保团的实力最为雄厚。

  1938年1月6日，益都县长杨九五效法韩复榘弃城南逃。1938年1月8日，日军侵占益都县城。1938年2月，沈鸿烈继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委任杜华梓为益都县长兼保安三旅副旅长，受顽固派秦启荣指挥（详见王增乾著，党史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的《山东革命文化人物简介》）。沈鸿烈任命杜华梓担任益都县长时，考虑到此人教员出身，不谙军事，便同时任命了在淄河流域已渐成气候的原益都四区区长、民团区队长、民团团长王葆团为保安三旅旅长（详见“潍坊市档案馆”官网“潍坊名人”栏目“杜华梓”；“”词条“杜华梓”，参考文献：邢其典、张景孔、顾建华、侯希平，青州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2月出版的《青州市志（人物）》第1049页）。王葆团到任后，与益都县长杜华梓狼狈为、沆瀣一气，以县警备队和县民团逃跑溃散后的残余为基础，打着抗日的旗号，夹持“正统”地位，致力于拉拢私人势力，扩充实力，抢占地盘，排挤其它抗日武装，使保安三旅人数很快恢复到1000余人，成为淄河流域各路抗日游击队中的“龙头老大”。

  由于各抗日游击队之间各自为政，缺少行动协调，军令不统一，地方上往往要同时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军粮军费筹措，百姓不堪其负，这时的淄河流域亟需成立一个抗日行动协调机构。樊光湘主编，党史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的《云门抗日烽火》第33页记载，“1938年3月，为了贯彻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一个五军司令廖容标、政委姚仲明亲赴太河镇，与委任秦启荣指挥的吴鼎章、翟汝鉴、王葆团、刘兴堂（作者觉得，此处应是李兴唐，即原博山县保安大队大队长）、周宗鼎等八个游击队谈判与协商，最后成立了‘淄河流域抗日联军办事处’。冯毅之任办事处主任（办公地点就设在长秋村的观音庙），每个部队派一名代表驻办事处，统一作战行动和筹措军费供给等事宜。”办事处成立后，为配合台儿庄战役，组织了一次对胶济铁路和张博铁路的大破袭，一夜间，扒铁路、炸桥梁，使敌人铁路交通瘫痪，联军还曾一度攻占城区。这些行动有力地支援了台儿庄战役。

  “淄河流域抗日联军办事处”成立前后，王葆团已经占据了庙子、朱崖、上庄、文登、杨集、五里及淄河两岸众多的战略要地，司令部就安在长秋的冯家祖屋（详见微信公众号“金箍棒堂主”2024年3月16日发布的冯建堂的文章《民间传说的“益博大战”》），而他正在“坐山观虎斗”，准备在李思亮（翟汝鉴部的副司令，驻博山太河）攻打同古李子龙（同古庄主，隶属益都）的“鹬蚌相争”（因为李思亮向李子龙摊派军粮5000斤小米，李子龙拒不接受）中，助力李子龙，再从中渔利。可惜，这事因长秋冯氏家族抗战先贤冯广绥与朱崖镇“诚济堂”中药店主田老先生，骑着毛驴，来回穿梭，晓以利害，游说劝和，最终才没有打起来（双方各让一步，李子龙同意出3000斤小米做军粮），王葆团的如意算盘也落了空。从这件事上也能够准确的看出王葆团为人的阴险与狡诈。

  联合抗日期间，王葆团部占据着淄河流域的重镇朱崖，这里地处鲁中通往胶东、渤海（清河）地区的交通要道上。开始，我方人员在提前通知的前提下，从朱崖一带通过，王葆团正常情况下不会干预，但那时我们的队伍警惕性很高，很少走朱崖王葆团的防区，而是选择走淄河西边的山间小道，经佛村、井筒、蓼坞南下（详见微信公众号“白马茶馆”2023年12月11日发布的《开国中将杨国夫警卫员王京建回忆马耀南司令员牺牲》，原文标题《我给杨国夫司令员当警卫员》，王京建口述，步兵军士执笔，2014年8月第四稿），虽然从那里走，山路崎岖难行，甚至要多走不少弯路，但王葆团在那儿的防范相对较松。因此，那一段时间，我军与王葆团部基本没发生大的正面冲突，但这并不代表王葆团已经改邪归正。事实上，这期间王葆团做过的小动作还是很多的。

  微信公众号“淄川党史史志”2016年12月12日发布的《红色堡垒村——东下册村》曾记述过这么一件事：“闫康侯从外地回到家乡后，冯毅之在东下册发展闫康侯重新入党。博山工委书记乔同恩多次到东下册村与闫康侯商议组建抗日队伍问题。在上级党的指示下，闫康侯、闫鹤亭、张秀成等人动员本村翟所远等人，带头拿出家里的，组成了20多人的抗日救国自卫团，活动在太河、余粮、郑家庄一带。有一次自卫团在余粮村万神堂驻防时，被王葆团的军队包围，强行把枪收缴，队伍解散了。闫康侯与东下册小学教师郭绍周、乔同恩参加了四支队。”张敬焘回忆录中也曾谈到过这件事。这件事大约发生在1938年3月底或4月初，事件发生后，闫康侯、郭绍周、乔同恩先去了响水湾找到第六军总队部，接着又马不停蹄从响水湾到了马棚，参加了四支队。须知，闫康侯是的人，他的队伍明摆着是的武装。王葆团明知是我党领导的游击队，还如此粗暴地对待他们，足见其的立场没有丝毫改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青州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12月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王子政的《记李志韶烈士》曾回忆说，“一九三九年正月初五，志韶去益都城东的建德、西河、大官芒、陈家庄一带，与陈庆贵、赵琨一起组织这一地区的抗日工作。清明节前，又与陈庆贵一起去鲁南山东省委举办的‘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夏天，日寇疯狂地‘扫荡’沂蒙山区。上级决定非战斗人员疏散隐蔽活动。他二人即回到益都与益南工委书记陈锡德、宣传委员陈叔俊取得联系，开展工作。时间过了不久，他们又回鲁南找部队。路经龙山峪(汉奸王葆团的防区)，被王葆团及其弟王荣玺(四师同学)抓捕，秘密杀害。”

  从这些事上能够准确的看出，王葆团的反动本质是铁定的，的立场也是一贯的。因为这样的原因，加上王葆团的顶头上司秦启荣，多次调集兵力，制造摩擦，国共之间的统战关系日益恶化，淄河流域抗日联军办事处很快便名存实亡了。

  秦启荣，字向村，1903年出生于山东省邹县城关镇北关，先后毕业于山东工业学校和黄埔军校第六期，深受蒋介石宠信。秦启荣于1929年被蒋介石派回山东，先后任国民政府山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书记长，国民军训练处副主任，是在山东的特务头子，复兴社、三青团特务组织的总负责人。“七七事变”后，秦启荣出任冀鲁边区游击司令，旋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第五纵队司令，旗下的顽固派武装遍布山东各地，最盛时麾下有50多个“梯队”（详见笔者的微信公众号“博川天地”2024年11月11-14日发布的“摩擦专家秦启荣”），20多万人马。他是除沈鸿烈之外山东最大的顽固派。1938年春开始，在当局的指使下，秦启荣部不断向坚持抗战的抗日军民进攻，制造磨擦事件，仅1938年一年，就在山东搞了大大小小的摩擦90多次，1939年制造的摩擦更多，规模更大，他一手制造了“莱芜事件”“太河惨案”“雪野事件”“淄河事件”等，被主席两次点名，痛斥为“摩擦专家”“无法无天”。“太河惨案”发生前后，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部进入鲁南，随即派出大批军事干部分赴各地，点编地方部队，给予番号。1940年1月，秦启荣部被整编为第三纵队，收归鲁苏战区节制。此后，秦启荣部开始分化，实力日减。1943年7月，省政府撤离山东，迁往安徽阜阳，秦启荣出任鲁南办事处主任。同年8月7日，秦启荣在安丘之战中被八路军击毙。

  王葆团从担任保安三旅旅长开始就傍上了秦启荣，时间为1938年2月。1938年5月，沈鸿烈为与石友三争夺鲁中，将秦启荣活动的地区邹县、滕县、曲阜、泗水、淄川、博山、益都、临沂、泰安、新泰、莱芜等11县划为山东省第十二区行政专区，以秦启荣为特派员（后为专员）和保安司令，统辖该地区的党政军务。1938年6月7日，秦启荣在莱芜县城宣誓就职。当时，辖区各县的县长有战前原任的，也有新委派的。台湾1994年3月20日出版的《山东文献》第19卷第4期《秦启荣先生的生平记述》中，罗列了辖区11个县的县长名字，其中提到益都县王葆团。笔者推测，这应该是当时出席秦启荣就职仪式的各县代表（被回忆者误认为王葆团是当时的益都县县长。实际上，王葆团只是代表县长杜华梓出席，他当时的职务是沈鸿烈此前任命的保安三旅旅长）。这篇文章还说，因为当时各县均有秦启荣部的游击部队支援，所以县政推行尚称顺利云云。由此可知，王葆团早在此前就已经与秦启荣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成为秦启荣的追随者。

  秦启荣莱芜就职仪式以后，对辖区的游击部队进行了整编，此前沈鸿烈任命的王葆团部的番号“山东保安三旅”换成了“山东保安六旅”。由于王葆团部“保安六旅”隶属秦启荣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第五纵队”，我党政军地对其“顽军”的定位也是在他获得秦启荣部“保安六旅”番号以后，故而我党政军地提到王葆团时，总是把“王葆团”“保安六旅”与“秦启荣”“顽固派”联系在一起。例如，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出版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回忆史料（中）》所载黎玉“抗战两年的山东纵队”中，就称王葆团为“秦之第六旅旅长”，称杨锡九为“秦之保安第一旅旅长”，称翟超为“秦之第十旅旅长”，而那些仍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第五纵队”梯队番号的，一般只说梯队番号，而很少再带上“秦启荣的”几个字，因为不说大家也都知道。

  1939年3月30日，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发生。4月上旬，八路军山东纵队首长张经武、黎玉、王建安亲自指挥，调集第三支队、第四支队和第一支队(原第八支队)广大指战员协同作战，向驻在太河地区的顽固派王尚志部发起进攻，一举收复了太河镇、峨庄等广大地区，救出了被囚禁的部分人员，给反人民的顽固派以沉重打击。“太河惨案”发生的原因，有的人归结于第三支队与王尚志部的恩怨，有的人归罪于鲍辉此前不听吕乙亭的劝告，面对突发的情况不准我部还击，没有及时组织突围，反而坐以待毙呼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作者觉得，这些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第三支队领导层对顽固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对当时的国共关系把握不准，由此导致对顽固派的警惕性不高，对淄河流域的联合抗战，对顽固派抱有幻想，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作为淄河流域顽固派秦启荣部的主力，王葆团在“太河惨案”中的表现让人不解，因为他不仅没有落井下石、趁火打劫，还在我军反击王尚志时提供了4万斤粮食。杨茂常编著，党史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的《太河惨案》在“坚持自卫讨伐顽军”部分这样记述，第三支队确认“太河惨案”发生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会议，“会议商定，两天内全团进行政治动员，侦察南下路情，就地筹粮，将棉衣抽出棉絮改为夹衣，4日黄昏过铁路南下。同时，将此行动电告山东纵队。”“待到4日下午，检查部队准备情况时，战士们情绪万分激昂，报仇心切，只是粮食在新区筹措十分困难，但粮食不足，饿着肚子也要出发。就这样，按原计划立即行动。乘夜色，他们从淄河店车站东，穿越日伪铁路封锁线南下。此时，杨国夫因过度悲愤，病情加重，只好用担架抬着走。5日拂晓，进驻王孔、冷庄一带。这时，接到山东纵队电示：4日下午，第四支队冯毅之营在马鹿村附近遇敌打响，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中，山区粮食困难，需早做准备。”“杨国夫、霍士廉经过相互商量，认为战士们求战心切，愿意饿着肚子报仇歼敌，但作为领导来说，应想法及早解决粮食问题。可眼下又有什么办法？正在焦虑之际，从房东口中得知，此地为益都县保安团王葆团部的辖区，王的司令部在东南十多华里的王庄。杨国夫对霍士廉说：‘王葆团素日与我三支队关系尚好，何不向他借粮以应急需？即便不成，也可借此疏通一下，使其保持中立，以解决咱的后顾之忧。’霍士廉表示同意，立即派崔醒农持信前往面谈。”“6日，正值清明佳节，崔醒农带着一个骑兵班，飞速驰往王家集。王葆团大骂王尚志大逆不道，制造了太河事件，表示：大军过境，一时粮食困难，焉能不慷慨相助？当即布置各村向冷庄送粮。黄昏前，我军共收到粮食四万多斤。部队背足口粮，继续奔赴山区。”

  第三支队某些领导据此认为，“此时的王葆团还没那么反动，仍视我军为抗日友军”。这说明第三支队某些领导直到“太河惨案”已发生，也还没有认清王葆团顽固派的真面目。

  仅仅看王葆团在“太河惨案”的表现，的确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误会：王葆团对王尚志袭击我军并不知情；王葆团对王尚志的反动行为义愤填膺；王葆团尚存民族大义，支持我军向王尚志部讨还血债。笔者觉得，王葆团并没有第三支队某些领导想象的那么好：“太河惨案”就发生在王葆团眼皮子底下，王葆团能不知道、不知情？他不过是故作姿态、推聋装瞎而已；王葆团的义愤填膺只是装给第三支队的人看的，并非发自内心；王葆团为我军筹措粮食讨伐王尚志部，并非出于民族大义，而是迫于当时的军事（我大军压境）、社会（民怨沸腾）压力，更多地是一种政治考量。王葆团可能认为王尚志早已逃之夭夭，我军的讨伐有限度，即使给我们备足粮食，也不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故而才顺水推舟“装个好人”，这说明王葆团与其他顽固派相比，更加老谋深算、阴险狡诈。

  笔者有一种推测，此前从未见媒体有此说法，这里愿意与各位读者分享：“太河惨案”的作战方案是秦启荣精心策划的“口袋阵”，王尚志是主攻手，负责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包围袭击我军，王葆团是负责在北面“扎口袋口”的。换句话说，如果被困于淄河河谷的我军向北突围，预返回铁路以北，就由王葆团部负责彻底歼灭，一个不许漏网；如果我军从铁路以北过来增援，王葆团部则负责阻击我部援军。显然，这才是万无一失的战斗方案。然而，战斗的过程完全出乎了秦启荣、王尚志、王葆团的意料。战斗刚开始，负责护送的营长吕乙亭与通信员刘书厢就牺牲了，特务团团长潘建军情况不明，没有能够及时组织突围，政治部主任鲍辉不仅没有组织突围，还喊话被围的负责护送的“不要还击！”这样，秦启荣精心策划的“口袋阵”战术意图就完全实现了，根本就没有给王葆团留下发挥作用的余地。仅此而已！这样的推测，不仅全部符合王葆团此前的表现与政治立场，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他之后在“淄河事件”中的表现，他在“淄河事件”中的表现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不会让人觉得没办法理解——前后不过几个月，王葆团的态度为何会来个180°的大拐弯？（秦克铸）

  分析的很到位[赞]，太河惨案王葆团，事先必定知情，且是事件参与的一环，只是战况发展未使上力而已，其后天的发展也验证了。

  我爷爷受张敬焘冯毅之委派改编西刘杨敬坤，改编后杨敬坤任队长我爷爷任指导员。